第二次直奉战争后，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迅速恶化，许多人开始预言两者之间必有一战。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来源贫瘠，根本无法与强大的东北军对抗，但冯玉祥并未放弃，他意识到，若要与张作霖抗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奉系内部下手，挑起内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冯玉祥开始与郭松龄接触，而李景林也逐渐卷入其中。李景林与郭松龄一样，都是军校出身的职业军人，张作霖一直以来依赖他们这类军官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现代化军官，虽然军事能力出众，却也缺乏足够的忠诚。两位军长级别的将领一同叛变，便是明证。
（二）
1925年时，郭松龄担任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，实际控制着整个军团。尽管张学良名义上是军团长，但由于他事务繁忙，第三军团的日常事务几乎全由郭松龄处理。
11月13日，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与李景林开会，传达父亲张作霖的指令，让他们准备与冯玉祥开战。然而，郭松龄与李景林竟然强烈反对，口口声声提到不能再进行内战。张学良听后十分震惊，立即向父亲报告。张作霖随即决定派郭松龄前往滦州集结。郭松龄则认为，张作霖此举是在对他动手，于是迅速与冯玉祥、李景林联络，商定起义。
三方达成的协议中，直隶和热河两省归李景林，东三省归郭松龄，冯玉祥则驻军西北。然而，这个协议存在很多问题，尤其是冯玉祥似乎并未打算履行其中的条款。他已经控制西北，协议中却要求他割让领土给李景林，显然不合常理。李景林也仅是口头支持，始终没有正式签字，这让郭松龄错误地以为自己拥有了强大的盟友，导致他过于自信地决定反叛。
11月22日，张学良再次与郭松龄会面，试图劝其回心转意，但郭松龄却愤怒地声讨张作霖，称他已经被一些小人迷惑，建议张学良取而代之。张学良听后震惊不已，如果他能果断采取行动，撤掉郭松龄的职务，或许局势还能有所改变。然而，张学良缺乏足够的魄力，选择了避风头，连夜离开了沈阳。这样，郭松龄的反叛之路就此铺开。
（三）
为了争取更多将领支持，郭松龄打出张学良的旗号，声称自己站在少帅一边，要与父亲争斗。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，他还拿出了一些张学良写给自己的信件，这些信件透露出张学良对父亲的不满，支持他推翻张作霖。第三军团的许多将领对张学良心存敬意，加上这些信件的证明，大部分人选择支持郭松龄。而那些持异议的将领很快就被软禁。
此时，安徽督军姜登选途经滦州，郭松龄逼迫他参与反叛，姜登选拒绝后被处决。11月23日，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，宣布起义。郭松龄的这一举动让张作霖措手不及，尽管他迅速采取了安抚手段，命令杨宇霆辞职以平息风头，并派张学良去劝说郭松龄，但一切为时已晚。11月26日，张学良赶到秦皇岛，多次试图与郭松龄会谈，但被对方拒绝。张学良只得无奈返回沈阳。
（四）
郭松龄的军队迅速展开攻势，11月23日他占领秦皇岛，11月27日攻占山海关，29日攻下绥中。张作霖此时发现，自己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郭松龄的叛变。由于战线过长，奉系的部队已经疲于奔命，无法有效调度。当张作霖想调动黑龙江的兵力时，却遭遇苏联的阻挠，因为苏联此时与冯玉祥结盟，不允许张作霖通过中东铁路调兵。
在此情况下，张作霖只得将希望寄托于张学良身上，命令他出征，试图恢复局面。然而，郭松龄已经完全脱离了张学良的控制，11月30日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军队改编为东北国民军，摆脱张学良的名义，标志着他已经完全倒戈。
（五）
郭松龄的倒戈不仅遭遇了日本的干预，还面临了冯玉祥与李景林的反叛。冯玉祥先是与李景林爆发冲突，随后转攻天津，而李景林则在冯玉祥进攻时宣布支持张作霖。这一连串的变故让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11月22日，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军队在巨流河交战，郭军因弹药不足而停滞不前。奉军的飞机也开始撒传单，动摇了郭军的士气。郭松龄随即召开会议，部分将领主张停战，但他未能果断决策，最终在24日清晨带着妻子逃离了军队。这一举动表明，郭松龄缺乏政治判断力，最终导致了他自取灭亡。
郭松龄最终在逃亡过程中被吴俊升的部队抓获，并于25日被执行枪决。郭松龄的倒戈之战仅持续了一个月，便彻底失败。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缺乏政治远见和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，过于草率地发动叛变，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崩溃。
这一事件不仅让张作霖受到了致命打击，也标志着奉系的没落。张作霖的失败，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，随之而来的是新政权的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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